遲到的影像,長存的鐵證:電影《731》上映,重探“魯西無人區”
9月18日,電影《731》在全球多地上映。影片聚焦抗戰勝利前夕,在哈爾濱平房區秘密開展細菌戰研究,并以活人進行慘無人道實驗的日軍731部隊,直面戰爭中最晦暗的角落。
731部隊的罪惡,只存在于影片中的“平房區”嗎?那些從實驗室走出的“惡魔”,又曾在中華大地制造了怎樣的人間煉獄?今天,就讓我們借由這部電影,去推開一扇名為“魯西細菌戰”的沉重大門,重探那段深埋在齊魯大地、被刻意制造的“大屠殺”。
—銀幕之外的血淚之地—
1500平方公里成為“無人區”
1943年秋,日軍發動“十八秋魯西作戰”行動。這場由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策劃、731部隊創始人石井四郎直接指導的大規?;魜y細菌戰,將731部隊的理論研究,變成了華北平原上一場真實的災難。
準備工作從當年4月已經開始,日軍秘密召開會議,石井四郎明確提出“無視國際影響,使用大量細菌武器”。隨后,駐華北細菌部隊開始加緊生產以霍亂菌為主的生物武器。戰犯長田友吉后來供認,當時僅一個培養室的設備“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人類殺光”。
1943年8月,久旱的魯西地區普降暴雨,衛河水位暴漲。一場“天災”與“人禍”的結合被精準地制造出來。
他們的戰術極其惡毒:日軍一方面利用飛機和地面部隊,在衛河流域及魯西、冀南各縣投撒大量霍亂細菌;另一方面,他們掘開衛河、漳河等多處河堤,人為制造洪水。
侵華日軍在魯西活動時印刷的出版物
滔天洪水不僅淹沒了村莊田野,更成為了霍亂細菌最高效的傳播載體。生命之源的河流,一夜之間變成了流淌的死亡。當時的慘狀,就連日軍隨軍軍醫柿添忍都在報告中承認:“無論走到哪個村子,都在流行霍亂……連宿營的地方也找不到。”
那么,這場人間煉獄到底造成了多大傷害?根據戰后檔案中日本戰犯的供述,這場細菌戰造成冀魯豫三省交接處超過20個縣受災、42余萬人死亡,1500平方公里成為“無人區”。這是日軍侵華細菌戰中規模最大、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。
42萬。這不是一個冰冷的數字,而是一場蓄謀已久的大屠殺。
作戰結束后,日軍第五十九師團司令部炮制了一份《關于霍亂停止發生的報告》。在這份報告里,他們將人為投毒說成“霍亂自然發生”,將在中國的“抵抗試驗”美化為“霍亂防疫”,并厚顏無恥地總結“經驗”,為未來的細菌戰制定對策。
罪行,就這樣被謊言層層掩蓋。
—未愈的傷痕—
與時間賽跑的幸存者
“早上發病,挺不到天黑就死了?!鄙綎|臨清的親歷者劉錫文回憶,他的一個伯父早上去埋葬因瘟疫去世的鄰居,等回來腿就動不了了,夜里不到十點人就沒了。幸存者的記憶,是一連串模糊而痛苦的畫面:突然決堤的大水,莫名其妙的怪病,成批死去的親人。
河北館陶縣的景富貴老人,八口之家在一個半月內死了五口,只剩他和兩個年幼的姐弟。他指著黑白照片里逝去的親人,泣不成聲:“腿撐不開了,胳膊撐不開了……”這些幸存者,大多沒有能力用文字記錄自己的苦難。他們的經歷,正如細菌戰受害者對日訴訟團團長王選所說,是“未被寫入中華民族歷史的那一部分”。
臨清發現的侵華日軍遺留的銅壺
這種遺忘,不僅僅存在于魯西。在浙江麗水,91歲的侵華日軍麗水細菌戰受害者池素嬌,在鏡頭前泣不成聲:“不是我們一家幾個人的官司,這個是民族的官司?!痹?strong>湖南常德,幸存者張禮忠,一家13口在日軍投下的鼠疫菌中死了10人。他用二十余年的時間,自費十余萬元,騎車走村入戶,整理出7643人的死亡名冊,6次赴日訴訟。他和其他幸存者一樣,在與時間賽跑?!?997年我們有61位原告,現在(2017年)只剩下21位。”常德細菌戰受害者協會副會長徐萬智的嘆息,道出了所有受害者的困境:正義未到,而生命正在凋零。
他們的堅持,是為了讓世界知道,細菌戰的傷害從未停止。它留下的不僅是殘疾的身體,更是世代的創傷和永不磨滅的記憶。
—影像的責任—
為何我們必須“重映”歷史?
正是因為有太多這樣不該被遺忘的故事,影像的記錄才顯得尤為重要。電影《731》的上映,更像一場遲到的集結,將散落的個人記憶,匯聚成一份民族的共同檔案。
這部電影的誕生,本身就是一場長達11年的“抗爭”。導演和團隊查閱了近8000頁解密的731部隊報告,和423小時的原隊員供述影像。導演趙林山說:“從一個人的記憶到一群人的記憶,從一個城市的記憶到一個國家的記憶,未來我們一定要讓它成為全世界的記憶。這是一種傳承。”
有了研究學者和史料的支撐,這部電影就不再僅僅是藝術創作,它更承擔起了一份歷史責任:用影像為那些無法言說的受害者作證。
電影上映前后,鏡頭之外的現實世界,一場關于歷史記憶的博弈也正在上演。
一方面,是日本官方的持續性消極態度。近年來,日本外務省持續投入巨額預算,用于向國際社會宣傳其所謂的“正確形象”,包括修改海外教科書中關于“慰安婦”的記載。在《731》上映之際,日本駐華大使館發布“安全提醒”,部分日本人學校甚至改為在線授課。這種姿態,與其說是警惕,不如說是心虛。
另一方面,是日本民間涌現出的反思聲音。在電影相關新聞下,不少日本網民呼吁:“這部電影應該在日本上映,我們必須了解并思考這段歷史”。這種來自民間的清醒聲音,與官方的回避形成了鮮明對比。
這種博弈本身就說明,直面歷史,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它需要真相的力量,也需要道德的勇氣。
《731》上映,重提魯西的悲劇,絕非沉湎苦難或仇恨敘事。歷史的意義,在于警醒未來。銘記731部隊的罪行,是在捍衛《日內瓦公約》所代表的人類文明底線,是為了確保這種反人類的罪行永不重現。
更重要的是,銘記歷史,是為了完成從“受害者”到“守護者”的轉變。回望1943年的魯西,是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無力保護其人民的悲慘現實。而今天,我們能夠安坐影院直面這段歷史,其背后是一個強大國家提供的安全與尊嚴。這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警示:落后就要挨打,強大方能衛國。“勿忘國恥”的最終落點,必然是“吾輩自強”的現實行動。
電影片長有限,但它所激發的回響應當無限。電影《731》是一個起點,而非終點。它提醒我們,硝煙雖散,鐵證仍在。當我們為銀幕上的罪行感到憤怒時,更應記住,在魯西,在常德,在中國的許多地方,有著更為廣闊、更為慘烈的真實罪案現場。
不忘過去,方能無畏將來。
參考文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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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3]卞文超.1943,天災掩蓋驚天人禍——揭秘魯西細菌戰大慘案[N].大眾日報,2013-6-1(6)
(大眾新聞編輯 呂原 張晨 設計 呂文佳)